38岁的香港人Simon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往返深港两地。两年前，Simon在香港创立了“我来贷”（WeLab），一家专门为年轻人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公司，并在去年把公司开到了内地，注册在深圳前海——如今叫自贸区的那片土地。
在他身上同时可以看到深港两地的影子
让他的内地员工印象深刻的，是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CEO的Simon，在公司没有独立办公室。事实上公司里任何人都没有独立办公室，哪怕是首席执行官。
兼顾着内地和香港的公司，Simon过着跨境的生活：白天在深圳海岸城的办公室，晚上从深圳湾过关，返回香港家中。
单程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他并没有时间欣赏道路两旁的风景。每天早晨7点半上车，他就开始思考和计划公司的事务，傍晚6点半的返程中，他还要和香港的公司开电话会议。
“内地的公司6点半下班，车停在公司楼下，我一进车里就用内地的手机打电话，然后过关时会让他们等5分钟，过了关再用香港的号码打电话，这样一路开会。”Simon笑着说，现在身边最不能少的东西就是装着港币和人民币的钱包，还有这两部手机。
Simon说，深圳有很多地方和香港类似，但深圳的道路更宽敞，而且开公司的成本也比香港低，因为深圳的租金便宜，生活成本更低……
一向吃清淡粤菜的他，也开始会在同事聚餐时前往单位楼下的川菜馆麻辣派对。当他独自午餐时，他喜欢在面点王叫两个凉菜，再来份锅贴。“我很喜欢这家的东西，辣菜和面食做得比香港好。”
虽然Simon已渐渐适应深圳的生活，但他身上仍保持着很多年轻港人的做派。让内地员工印象深刻的是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CEO的他，在公司没有独立办公室。事实上公司里任何人都没有独立办公室，哪怕是首席执行官。
Simon和公司所有员工一样，只有一张一米多宽的办公桌，摆在公司的角落里。500平方米的办公室仅被隔成两个区，会议室门口摆着乒乓球台，进门的公告栏上贴着每位员工的照片，让人感觉敞亮而充满活力。
“刚进来时，我以为这里是网吧，一排排的桌子上并排摆着一部部电脑。网吧还有隔间，这里全都是敞开的。”负责校园活动的企业员工曾怡说。“之前在其他公司实习时，一直需要考虑怎么称呼领导，是老总、经理还是老师，在这里完全不需要。”
Simon说，他喜欢开放式办公：“我一回头就能和中国区的总经理商量事情，真是太方便了。”
他甚至在办公室鼓励“八卦”：“我希望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这里所有会议室的墙都是透明的玻璃，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会议室的黑板上写着什么，在讨论什么，如果他（她）觉得话题有趣，可以推门进来立刻参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怎么可能有部分员工知道一个资讯，另一部分员工不知道呢？”
也有中国区的合作伙伴劝过他，说这样太没有派头，他完全不在乎。“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认可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家有执行力、有效率、产品做得很棒的公司。红杉资本等顶级投资人给我们投钱，是让我们做生意，而不是让我们装修出一个豪华的办公室，如果客户是因为我们的办公室豪华才认可我们，那么我只能说，他们找错了公司。”Simon耸了耸肩说。
放弃大银行的职位自主创业
在创立内地公司之前，Simon有15年的银行工作经验，硕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曾先后效力于花旗银行及渣打银行。在担任渣打银行东北亚地区主管期间，他管理香港、大陆及台湾私人贷款及信用卡业务，并使其成为该行在大中华地区获利最高的业务之一。
但他却一转身，进入了香港竞争非常激烈的个人借贷市场。
“当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大多数年轻人苦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提供房产或车产给银行作为抵押贷款，因此错失一些旅行、进修、甚至购买电脑等提升自我的机会，我觉得这不合理，但当时我并没有能力改变现状。”Simon说，“我理想中的香港青年，应该是和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匹配，在吸收到最新资讯的同时，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在我看来，香港的就业竞争远比内地和国外激烈，年轻人又面临着高额的房价负担，其实比内地的年轻人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Simon毕业后顺利入职银行，在当年的想法暂时搁浅。直到2010年，他陪未婚妻去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们在当地安顿下来后发现要进修学位却难以获得银行资金支持，找小贷公司审核虽不那么严格却利率太高。
这种痛苦的遭遇，让他在从斯坦福毕业后，创立了我来贷——只给用户提供1000-6000元的贷款，但利息比信用卡还便宜。以贷款1000元，时间长度一年为例，每月仅需还91.11元，一年还款总额为1093.32元，并不需要再支付其他额外费用。在把自己的理念告诉以前工作中认识的银行家后，他拿到了创业的第一笔资金：200万美元。
深圳带来的惊喜超过了预期”
Simon说，最初之所以会选择深圳，是为了离家近。但深圳这座城市，给他带来的是超过预期的惊喜。
2013年初，Simon在香港中环一家写字楼创立了“我来贷”，英文名叫WeLab，We表示社交，Lab是许多硅谷公司都会用的公司后缀，有“实验、创新”之意。Simon几乎包办了公司所有的事务：买电脑、买域名、接电话、接网线，正好对面一家公司更换桌子，免费送一批旧桌子，他和另一位员工就去搬桌子，为省下一笔费用欣喜若狂。
作为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世界金融中心，香港的个人借贷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在这个市场上，我来贷做到超过10亿港币的贷款申请，这一数字即使在香港也算惊人。在香港公司取得成功后，2014年2月，我来贷内地公司成立。“香港的人口只有700万，除开老人和小孩，我们的目标市场人口最多400万，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小了，而内地有着庞大的人口和广阔的市场，单是这点就非常有吸引力。”Simon说。
2014年4月，Simon的女儿出生，他太太和他说，希望他每天都能回家吃饭，于是他选择把内地办公室安在了离深圳湾口岸十几分钟车程的海岸城。
Simon说，最初选择深圳，是为了离家近。但深圳这座城市，给他带来的是超过预期的惊喜——曾经，他因为在香港找不到合适的首席技术官而苦恼，甚至为了解决问题跑去印度和新加坡聘请程序员。如今，这个问题在深圳得到了完美解决。“在这里你真的能为每个岗位都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来贷的香港办公室团队规模一直维持在20人。而深圳办公室，像所在的这座每天都在不断建设成长的城市，不断急速扩张，短短不到一年已有超过100名员工。“在香港，招人真的非常困难，而深圳可以说周街都是人才，有来自腾讯、华为这种互联网巨头的科技人才，也有来自各大银行的金融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学历高，经验丰富，工作态度也十分认真，感觉比香港人更拼。”Simon说。
不应该让金钱束缚年轻人成长的脚步”
公司的借贷数据显示，深圳的年轻人，借款去旅游的比例比内地的年轻人高，Simon觉得，这是因为深圳年轻人的意识比较开放，愿意尝试和接受更多新鲜事物。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来贷深圳公司已经收到来自内地年轻人的资金申请超过5亿元，借贷申请每月保持着超过100%的增长。
“让我们惊讶的，是内地年轻人对财务的合理规划。我们鼓励年轻人用我们的贷款去做更多新的尝试，无论是参加培训、短途旅行，还是用于股票、基金的投资，我们都赞许这种做法。” Simon说到，“我们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像这样利用金钱——不仅提升了自我，还能从中获利。随着时代的发展，年轻人所面临的未来越来越广阔，他们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不应该让金钱束缚他们成长的脚步。”
公司的借贷数据显示，深圳的年轻人，借款去旅游的比例比内地其他地方的年轻人高，Simon觉得，这是因为深圳年轻人的意识比较开放，愿意尝试和接受更多新鲜事物。
和其他内地本土的大多数网贷公司不同的是，我来贷把互联网精神贯彻得更彻底，申请贷款在网上就可完成全部手续，只需下载软件，填表、拍照认证、绑定银行卡，然后等待审批即可。目前，这家公司已有超过30万用户。
从成立初期到现在，我来贷的坏账率不足1%，Simon把这归结于其完善的风控体系：将专业化的银行风控措施和互联网大数据相结合。今年1月初，我来贷完成2000万美元A轮融资，投资者中包含了俄罗斯投资机构DST创始人尤里·米尔纳、美国硅谷互联网企业领袖支持的ICONIQ资本，还有战略性投资者——中国邮政与TOM集团旗下的邮乐网，以及红杉资本和TOM集团。
Simon也有苦恼：在内地开办公司，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有些当地人会认为香港人不了解内地的情况。而实际上，他每天都关注新闻资讯，还会和竞争对手、投资者交流，了解内地的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正是这种对政策的密切关注，让他最终选择了将公司注册在前海。“我也很关注深圳的党代会，但我也不懂应该怎么研究党代会的报告——但别担心，我会请懂的人来研究。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不需要每个领域都懂，但一定要找到懂的人来为你做事，我相信我请的员工会帮我分析这些政策对我们公司的影响。”说话时，Simon的一位女下属也在场。
昨天，就在深圳市第六次党代会开幕大会结束后，这位名叫张春梅的女士特意打来电话告诉晶报记者，他们关注到今年深圳在网上专门发布了关于党代会报告的起草情况和内容介绍，已经通过微信，马上传给了Simon。
而对于未来，如同许多创业公司一样，A轮融资过后，是对下一轮融资的期待。但Simon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保持平常心“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这位中文名龙沛智的香港青年，至今记得创业初期，10个人挤在一间十来平方米办公室的那段时光。“创业那时，有天太太就问我，你以后最想要什么，我当时回答说，我最想搬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眺望着远处仍在建设的前海，他说，等那里的配套设施建起来后，他的公司要在那开一间更大更宽敞的办公室。
